一、裁判要旨

在寻衅滋事案件中,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借故生非"还是事出有因,应当结合事件起因的性质类型、被告人行为与事件起因的关联性、相当性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如果事件起因是犯罪现场、相关证据可能被破坏,而被告人系出于保护犯罪现场、保存证据等合乎法理情理的目的实施相关行为,且行为手段与起因之间关联性较高、未超过合理限度,不应认定为"借故生非",进而不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基本案情

2020 年 4 月,西安市长安区某村委会与清运公司签订《建筑垃圾清运合同》。5 月 1 日 22 时许清运车队进场施工,被告人芦某、雷某善以公安机关正在对该批垃圾所涉倾倒建筑垃圾、破坏耕地犯罪案件进行调查、清运将破坏犯罪现场和相关证据为由阻挡施工,采取站在垃圾车前和挖掘机挖斗里的方式阻拦。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告知村干部暂停施工、待确认垃圾是否有保存价值后再定。5 月 2 日村干部未等确认即联系再次清运,三名被告人以前述方式阻拦至次日 4 时许,清运公司被迫停工。经鉴定,阻拦行为造成清运公司损失 6500 元。另查明,公安分局此前已对该村原主任涉嫌倾倒建筑垃圾、破坏耕地立案侦查。

三、争议焦点与裁判理由

争议焦点: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法院援引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及法释〔2013〕18 号第一条指出,"寻衅滋事"要求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而无事生非,或因日常偶发矛盾借故生非(矛盾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主要责任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人的目的具有正当性——保护可能即将被清运破坏的犯罪现场与证据,手段与目的之间关联性高、未超出合理限度,且民警已明确要求暂停施工,故不属于"借故生非"。

四、解读与实务提示

① 寻衅滋事罪在实务中最易被"口袋化",本案提供了明确的出罪通道:有正当目的、手段与目的相当、未超合理限度。② 辩护时应重点固定的客观证据:公安机关的立案材料与在侦说明、民警到场后的处置意见(本案民警明确要求暂停施工,是关键)、施工方的施工依据与审批、损失鉴定是否客观。③ 注意"损失 6500 元"虽已发生,但法院并未因此入罪——造成损失不等于情节严重,还要看损失的性质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④ 对村民、业主维权类案件具有普遍意义:阻工、拉横幅、封堵出入口等行为是否入罪,核心在于目的正当性与手段相当性,而非单纯看秩序受扰的结果。

法律依据:《刑法》第 293 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 号)第 1 条第 1 款、第 2 款。案例编号:2026-02-1-269-001(人民法院案例库,2026 年 9 月 29 日入库)。重审一审: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2)陕 0116 刑初 64 号。